【環球軍事報道】澳大利亞《澳大利亞金融評論》9月25日文章,原題:中國綜合徵把我們帶到伊拉克 發明“六度分隔”這個詞的人可能指的是澳大利亞外交政策。我們每次魯莽的軍事部署——從越南到最近的伊拉克——都受到無關緊要的議題驅動。
  我們打這些仗不是因為戰鬥對澳大利亞的戰略利益有直接價值,而是由於對其他人的非理性恐懼。簡言之,全跟中國有關。
  50年了,我們的國防政策制定一直圍繞對中國入侵的猜疑。我們到越南去,錶面上是不讓胡志明進入西貢,而實際上是幫助美國阻止“共產主義中國向南延伸”。
  聯邦政府不僅成功利用“冷戰式歇斯底裡”,也成功利用了澳大利亞人最基本的情緒:對我們處於亞洲的恐懼——一小撮白人定居在近乎地球“底部”,北方還有“一大群黃種人”的不安全感。
  人們總是談與土著人民的和解,這固然重要,但筆者更關心的是與中國和解——一種對亞洲天然超級大國自信地接受——的缺失。
  中國是罕見的沒有領土擴張記錄的大國。中國以中央王國視角看世界:希望別國尊重自己,但無意支配鄰國。
  歷史上看,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誤讀一直是我們國際觀最大的缺陷。連左傾的政治領導人都未能免於這種綜合徵。1995年,保羅·基廷與蘇哈托政府倉促達成一項防務條約,因為他想讓印尼充當戰略緩衝,“以防中國對我們使壞”。陸克文和吉拉德政府時期,防務規劃是依據中國入侵的可能性制定的,而工黨同意美軍常駐達爾文。
  阿博特政府時期,“六度分隔”更怪異。2003年入侵伊拉克慘敗讓人以為堪培拉應該學到新的黃金規則:遠離中東泥潭。但現在,澳大利亞正重返巴格達。
  怎麼能有人這麼欠考慮?又是中國綜合徵的產物。
  本月,阿博特的朋友、外交政策顧問格雷戈·謝里登闡述總理的戰略時泄露個中玄機。他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說,自由黨要“鼓勵美國在中東和我們所在地區的領袖地位,能這樣做的最好辦法是告訴美國人他們並不孤單……對我們在亞洲的安全至關重要。”
  促使阿博特冒險的居然是這種超現實邏輯:因為懷疑中國,所以出兵伊拉克。按照謝里登和阿博特的邏輯,澳大利亞必須與美國共進退,鼓勵我們偉大而強大的朋友採取激進的外交政策——最主要是為保護我們免遭中國入侵。
  他們忽視歷史的教訓,也看不見外交務實的重要性。▲  (原標題:澳媒:澳專註防範中國50年 根源在於恐懼黃種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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